抗日

(1)

1938年5月的某一個夜晚，風雨黃河堤邊。四個人在堤上一座關帝廟裏開會，要決定黃河決堤的地點，四個人泣不成聲。

在座的，有一位負責的師長，一位水利部堤防司的代表，當決定在趙口和花園口之間，選擇花園口的時候，師長要水利部表態。這位水利部代表連話也說不出來，哽咽同意。

日軍迅速南下，國軍日夜掘堤，2000個官兵在花園口奮戰，當地百姓也有幫忙。看到當地百姓也有出力這段，我覺得有點難以置信。

終於，在日軍到來前，決堤成功，造成了一個面積5.5萬平方公里的黃泛區，阻斷了日軍機械化部隊沿著平原由河南進入湖北的道路，爲武漢會戰贏得了時間，也讓國軍主力部隊得以從徐州撤退。

淹死日軍7200人。中國方面，受災人數超過1200萬人，當時統計直接死亡人數89萬人。建國後，曾有調查，認爲死亡人數有所誇大(當時國民黨說是日方決堤的)，可能只爲原來統計的三分之一，但不管怎樣，也是一次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了。是一個政府對自己國民的屠殺，而國民竟然沒什么異議。

悲壯嗎？

(2)

抗日期間，估計有大概1億的人內遷，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在短時間內的人口遷移。工廠，機關，學校，紛紛內遷。

國民政府的政策是，不再淪陷區內維持高等教育，以免成爲日本人的奴化工具。由於日軍進展過速，很多高校是在淪陷後，師生才遷移到大後方的。也就是說，他們當時可以選擇留下來。他們是自願選擇撤到後方那些窮苦地方的。

留下來的主要大學，只有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一所，校長司徒雷登認爲不應該爲了政治理由，而剝奪淪陷區內幾億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權力。即使這樣，在1941年美日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也還是被封閉了。

在國民政府最爲艱難的時候，所有沿海省份，所有的工業生産地，主要的農業生産地，所有的富裕地區，都爲日軍占去了；甚至連中國和外界的唯一通道，中緬公路，也被斷絕了。國民政府，無數的機關，學校，工廠，上億的難民，全部困守西南的幾個省份。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政權在這樣的劣勢下可以維持下去的。按照歷史的規律，重慶的國民政府，爲北方的政權吞併，只是遲早的事。何況背後還有實力如此強大的日本。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國民政府能夠維持下去，實在是一個奇迹。

更何況，抗戰前的國民政府，法統性極低，全國根本就是一盤散沙。中國人的抗戰精神，說是偉大而激烈，是一點不爲過的。

我看胡蘭成的“今生今世”，選擇留在汪精衛政權的上層人物，都是養尊處優，也許是內心的惶恐和苦悶，都去研究老莊佛哲，道骨仙風一般。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周作人，胡蘭成，這些人本來就是盡得風流，倜當瀟灑的人物。

如果按照現在的標準，他們的生活是最爲有品味，最爲優雅的，就好象現在很多的電視劇表現得那樣。會令人羡慕嗎？

(3)

抗戰八年，正面戰場上，國軍的死亡人數是三百多萬，戰死的少將以上將領兩百多人。有人統計過，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一半以上死在抗日戰場上。中國的死亡人數超過三千萬人，一億人顛沛流離。

從長遠來說，導致了共產黨的崛起，日後國民政府的倒臺。如果我是決策人，如果早知道抗戰的代價這么大的話，我承認，我會猶豫。全面抗戰，對中國來說，是不是最好的選擇？

過往的教育，我們一直被灌輸的是，蔣介石遲遲不肯抗戰，假抗戰。其實，這些評擊，都是當時的在野黨，共產黨作出的。而我們都知道，在野黨的評擊，是不能當真的。不管在戰爭還是和平年代，都是如此。在野黨的評擊，不必負責任；而當家的執政黨做決策，必須考慮全面，不能輕率。因爲必須考慮後果。

而作爲中央決策者，作爲一個在日本留學過，接受過完整日本軍事教育的軍人，蔣介石必然對中國全面抗戰的代價會有多大，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如果知道了這個代價，不做好準備，不思慮清楚，就輕言抗戰，反而是不負責任的。

起碼，我能理解當時蔣介石的遲疑和慎重，這才是一個當政者的應有態度。

(4)

而全面抗戰的決策，的確是蔣介石作出的。日本從來沒有一個全盤的佔領中國的計劃，如果有的話，它也早就成功了。

它在中國的軍事策略，從來就是機會主義式的，添兵加油，走一步算一步，沒有戰略可言。東北三省的佔領，是關東軍在日本內閣的明確反對下進行的，並且導致了後來日本內閣的倒臺。日本內部，對中國的策略一直面臨激烈的矛盾。1932年，日軍少壯派發動政變，意圖一舉推翻當時的日本內閣，推行更加激烈的軍事策略。事敗被捕，幾個少壯派領袖被槍斃，涉及的很多下級軍官和師團以待罪之身被“發配”到中國駐屯軍。以他們這樣的經歷，對中國軍事佔領的狂熱，自然是可以想象了。

“蘆溝橋事變”實際上並不是日本大本營爲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的前哨戰，它只是日本中國駐屯軍(日軍在中國分爲關東軍和中國駐屯軍兩個系統，是互相獨立的)導演的“九一八”事件翻版。如果國民政府採取了之前應付“九一八”事件的手法，那充其量就是在1937年，整個華北爲日軍占去，日本並沒有做好擴大“中國事變”的準備。儘管這是日本中國駐屯軍夢寐以求的，力圖促進的。

蔣介石面臨非常艱難的選擇。作爲留日派，他非常清楚日本內部的政治軍事鬥爭，如果再做姑息，他可以爭取時間，而全面和日軍開戰，他沒有必勝的可能；但如果再放棄華北，他將面臨國內的反對風潮，很可能馬上下臺。

而從軍事的角度來說，儘管日本沒有全面侵華的戰略，但接受日軍這種“蠶食式”的步步進逼，是一種非常差勁的選擇。長痛不如短痛。另外，他之前在“九一八事件”和西安事件中所受的屈辱，也影響了他的選擇。

他作出了選擇，選擇和日軍全面開戰。他發表了廬山講話，號召全國軍民犧牲，而後來的確就是如此。

既然要和日軍全面開戰，中國軍隊要和機械化的日軍在華北平原上決戰，是必敗的。於是，他必須更換戰場，把戰場從一馬平川的平原，改到江南的水網地帶，這樣，中國軍隊才有一線的希望。他要幫日本中國駐屯軍實現把“中國事變”擴大的願望。

於是，他主動攻擊在上海日本租界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把日軍的主要進攻方向吸引到長江流域。國民政府從而可以沿長江由東往西撤退，而如果由北往南撤退，那必然就改不了中國歷代南方政權失敗的宿命。

這個戰略選擇，本身就意味著江浙地區，上海，南京的提前放棄和犧牲。而這些地區，在當時，是中國的精華所在。

更大的犧牲，更多的賭注，更兇狠的賭博。

而賭博的結果，是輸了。國民政府不單失去了華北，也一下就失去了中原，華中，華東，華南，只剩西南一隅。情況差到無以復加。如果不是日本和美國開戰，那重慶政權的覆滅，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而賭博的結果，也是贏了。如果國民政府在1937年還是不抵抗的政策，主動放棄華北；那在1938年日本就會再進逼中原，從東北，華北，中原，華中，華南，一路蠶食下去，而中國將毫無抵抗之力。這是歷朝北方軍事力量消滅地方政權的軌迹。

而在這個過程中，整個民族的氣節和精神就會渙散，乖乖束手就捕，這也是南明爲滿清所滅的主要原因。而如果日本可以從容逐步蠶食中國，那它就不用面臨資源的危機，和美國的矛盾就不會激化，也許就沒有美日戰爭。日本起碼可以用一個世紀的時間來慢慢消化中國這塊肥肉。它在臺灣，朝鮮，東三省已經有了很豐富的經驗，也運作得非常好。中國將被“皇民化”，徹底亡國。

歷史的爭論，誰來陳說？但我能深刻理解到，蔣介石在那一刻，面臨選擇的艱難。就和在那一刻，在黃河堤上爲了在趙口還是花園口決堤而爭論的四個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