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

明朝財政

(1)

最近幾天,都在看黃宇仁寫的“明朝財政”。這已經是看他的第三本書了。之前還看過他寫的“萬曆十五年”,和“黃河青山”(他的自傳)。

黃宇仁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我以前動過念頭,想寫一本反映中國40年代的小說,就想以他主角。他身上,有我想要的所有元素。愛情,戰爭,歷史的感悟,大時代的變動。

黃宇仁年輕時在天津南開大學讀電機工程,抗戰來臨,投筆從戎,加入在成都的中央軍校(即原來的黃埔)。參加過緬甸戰役,和美軍共同作戰。抗戰勝利,進駐上海,官拜上尉,在上海灘和一個外交官的女兒有過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情。在國民黨軍中,他算是嫡系了,1946年跟隨最精銳的第六軍前往東北接收。那時應該是國民黨軍最好的時光了,共軍在東北被打得節節敗退,國軍氣焰不可一世。

黃宇仁自己回憶,他在瀋陽住酒店時,有一次,身邊的小廝不小心把燈泡打破了,他拔出手槍就要把小廝槍斃,把身邊美軍顧問嚇壞了,急忙攔住。他自己想起,也覺得不可思議。在東北時,他考上公費獎學金,前往美國維珍尼亞軍校進修,剛好在國軍東北潰敗之前離開。留學一年回來,他回國防部任職,這時國民黨已經在大陸全面潰敗了,一片兵荒馬亂。

在“黃河青山”一書中,黃宇仁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口吻,描述了這段經歷。在他看來,共產黨能夠取勝,是因爲實現了“數位化管理”,這是千古以來的中國政權都做不到的,所以能取勝。撤離臺灣後,黃宇仁任職日本代表團,在“黃河青山”裏,對當時中國人在日本耀武揚威,作威作福的一段日子,也有很有意思的描述。

後來,蔣介石疑心國民黨日本代表團“通匪”(當時很多國民黨駐外機構都轉透中華人民共和國,例如中銀,民航等),代表團全部撤換,黃宇仁也以中校身份解職。離開軍界之後,黃宇仁回到美國,以三十多歲年齡,重新由本科開始研讀歷史,一直讀了十多年,才拿到博士學位。期間,要靠打工維持生活,做過搬運,超級市場理貨員等等。

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有些感動,黃宇仁在那個時候,已經經歷了很多,見過那個時代所有的風雲變幻,現在在美國中部的一個小鎮超級市場做理貨員,給經理喝罵,心中卻想著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什麽感受呢?

(2)

“明朝財政”是來自黃宇仁的博士論文,在寫這個題材的時候,飽受非議,差點拿不到博士學位。“黃河青山”一書中提及,“明朝財政”一書由於倍受冷遇,和出版社協商到到十多年後才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黃宇仁的思維方式,太有異於一般歷史學家的思維了。

在寫博士論文時,導師說,既然你要寫財政,寫當時的通漲,財政政策,生産勞動率,這不是歷史學的範圍,而是經濟學的範圍。而經濟學的教授說,這些不符合經濟學的規範。至於在華人學術圈,他的歷史研究方式更加不爲人接受了。

儘管取得了博士學位,但由於他的研究不符合學術界主流,黃宇仁發展並不很好,沒有拿到終身教職,後來還被任教學校解雇。黃宇仁的一生,不算潦倒,但也並非騰達,直到臨時前的幾年,隨著他的“萬曆十五年”逐漸爲人所知,才聲名斐起。

(3)

如果說,在80年代,中國流行的是文學熱;在90年代,中國流行的是經濟學熱;那麽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這幾年,中國開始流行的是史學熱。書店中流行書架上的都是歷史類書籍,歷史小說大行其道,電視上歷史類的電視片集佔據了大部份的頻道。

對於這種現象,我看到很多種解釋,有得說是因爲放棄了歷史唯物曆觀,歷史學不再那麽枯燥;有的說是因爲人們終於理解到歷史是很複雜的,不能再象以往那樣,用一些簡單的公式,就去歸納過去的歷史發展,而必須代入當時的環境,人的想法,生活去理解。總而言之,就是人們開始對歷史有了興趣。

而在這些說法中,很多人提到了黃宇仁,很多內地歷史學家說初見到黃宇仁著作的那種震撼感。其實,黃宇仁的寫作方式,就是力圖換原當時真實歷史場境,不加以任何判斷,這正是西方史學的一貫做法。而中國史學,不管現在還是過去,都是爲當政者服務的,歷史的寫法,是要符合現實政治的需要。

(4)

我讀黃宇仁作品,讀得非常津津有味。事實上,對我這種已經看了非常多歷史書籍的人來說,我想看得的,不再是那些作者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判斷,甚至解說它的意義。我想看得,只是原汁原味的原始資料,不要任何加工的。

例如在“明朝財政”一書中,通篇都是資料,有財政收入的變化,明朝官員的人數,每種稅收的比例,漕運的過程,通漲率的變化等等,看得津津有味。

(5)

還沒有看完,但先寫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按照“明朝財政”一書的,明朝的財政政策存在很大問題,財政危機也是明朝倒臺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我之前沒見過其他史學家把它說透,然而,黃宇仁把它說透了。這也符合我對明朝歷史的理解,終明一世,它的最大問題都是“錢”的問題,這也是我之前的印象。

“明朝財政”一書中,有明代與宋代的財政收入比較,大概前者是後者的三方之一左右。但我更感興趣的是,明代與清代的財政收入比較,有機會的話,真想多瞭解一些。我在北京的時候,就有這個觀察,明代的皇家園林,例如景山,非常小家;清代的皇家園林,例如頤和圓,圓明圓,暢春圓,大氣蔚然,氣象萬千,非常明顯,清朝比明朝有錢得多。

在北京,有人教我如何辨別清朝和明朝的龍,前者是肥腴的,後者是瘦削的,也說明這個道理。終清一世,縱使清廷不斷賠款,但從來沒聽說過它有財政上的問題;在清代,老百姓從來沒有稅賦過重之苦。清朝的倒臺,更多的是精神層面上的原因,多於是物質層面上的原因。

我一直懷疑,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由於開放貿易,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非常高的。整體來說,中國人民的economic well being 是上升的,而清廷從關稅,商業流通,經辦實業方面所增加的收入,遠遠超過對外賠款。有人估算過,八國聯軍所要的4億兩白銀,在歷史學家筆下,是天文數字,到折算成貨幣,在今天也不過是幾十億圓,並不是很大的數目,對當時的財政,也沒有造成很大負擔。很有可能,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都大爲增加,所得到的經濟利益,遠遠大過那些賠款!這當然是離經叛道的想法。

(6)

我想,象“明朝財政”這樣的歷史研究工作,比那些傳統的,唯心主觀的歷史研究工作有價值得多。中國文明存在了幾千年,與此同時,世界上大部的文明都滅絕了。有的文明,例如瑪雅文明,吳哥窟文明,雖然曾經輝煌,但都可以在完全沒有外力因素的情況下消失。這都說明,中國文明在公共管治上肯定有很多優越的地方,那怕是吸取教訓也好。既然中央電視臺可以拍一部“大國崛起”,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外國發展的經驗,那爲什麽不可以拍一部電視劇,講中國歷代的興亂治衰,但不講政治,只比較歷代的經濟發展思路,財政政策,作爲借鑒。

張五常一直誇耀,中國現在的經濟政策是最好的,也是西方經濟理論無以解釋的。那會不會是,中央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參考了中國在過去幾千年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和智慧,從而對中國的種種經濟現象,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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