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與六四

見到博客中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我也寫下一些想法。

這個博客4月18日將暫停兩個月，乘此之前，再放一炮。要罵的人，就快點罵吧。

香港人對歷史的理解都很膚淺，沒有歷史觀；所以碰到一些歷史重大問題，都無所適從，沒有頭緒。尤其是對中國歷史，完全是一知半解，一頭霧水。

對於任何重大歷史問題，都有三種看法和角度：

1.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種歷史觀是出於政治形勢的需要，基本和歷史實際沒什麽關係，甚至是相反。小說“1984”中已經說清楚了。這種歷史觀，更多只是闡述政治的意志，用作判斷形勢之用。

中國官方的史觀，當然是這一種。

2．從大衆媚俗的角度來看。基本上，這種史觀是在兜售大衆想要聽的，或不想要聽的。例如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對大部日本人來說已經是常識；然而，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書在日本仍然很有市場，不是說他們不知道，而是他們想要看到自己想要看的。

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有很不好的習慣，喜歡用“雞精”式的語言，一兩段就能描述完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或王朝興亡。影響所及，香港人對歷史喜歡用簡化的思維，人物必然是分忠奸的，事件必然是分好壞的。

3．儘量貼近歷史的環境來看，還原當時的環境，採用多角度的思維。這是一種學究式的看法，常人大多數做不到，也沒有這樣的條件。然而，起碼應該知道，是存在這三種看法和觀點的。

這三種看法和觀點，前兩種都和歷史實際沒什麽關係，因爲“求真”不是目的；都是流於口號和意識形態的需要。只有第三種看法才是嚴肅的，認真的。

香港人對六四思維的盲點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在用那一種思維，所以非常混亂。對於很多人來說，六四是屬於“大是大非”的題目，所以不可以討論。其實在採用這個態度時，就應該知道自己是在用第一或第二種的思維，而不能說自己是在“求真”的。

這三種思維，沒有高下之分，只有不同功能和形勢需要。

也因爲是使用不同的語言，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麽可以辯駁之處，有一種思維和觀點來打倒另一種，是毫無意義的。

一個政客，在議會政治上使用一種語言；發表文章時，使用另一種語言；離開政壇後，用另一種語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舉個例子，在面臨外族入侵時，鎮壓漢奸必須毫不手軟，因爲非如此就無法凝聚；但在更大的歷史角度來看，那些投靠異族的漢奸其實是爲當時的民衆做了很大貢獻，免於受到更大的暴孽。這些完全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看到有些博客討論到文革的問題，實在過於簡單和粗略。歷史事件在發生時，過程是互動的，完全不是中學教科書那樣簡單兩言三語就交代的。

從上述的第三種角度來看，文革當然也有它的正面之處。它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爲之後思想大解放、破除迷信權威埋下了伏筆。紅衛兵並不是單純無知的憤青，當時也是在和文革中央處在一個互動的過程中，而當他們後來上山下鄉，躲在山裏反思後，整個社會自然帶來驚天動地的改變。在所有共産國家中，中國的發展是最好的，文革自然有功。

文革有沒有災難？當然有，全國武鬥死了很多人，在批鬥、迫害的過程中，也死了很多幹部。然而，這些和六十年代的大饑荒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在文革期間，沒有發生過重大災荒。事實上，文革打破了之前的官僚主義，反而使重大饑荒不再發生。

六四有沒有開槍打死學生？當然有。有沒有死亡上千人？當然有。中國政府是不是做錯了？當然是。

這些是事實，沒有什麽好爭辯的，甚至連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的。

問題是，那又怎麽樣？

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屬於價值判斷範疇的（normative）；而不是屬於事實爭辯範疇的(positive)。

香港人對六四思維的誤區是，把兩者混爲一談；既然是屠城，就必然要追究責任；如果不追究責任，就等於否認屠城，否認真相。其實兩者是毫無關係的。

在行政的層面，一條人命值多少錢；因爲政府的錯誤導致人命損失而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每個社會都是不一樣的。香港人自然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但关键是，香港人不能帮内地做决定。

人權是普世價值，人命無價，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這些都是屬於上述第一種或第二種思維的東西。他們都是對的。但當回到現實，只有第三種的思維和判斷才是有意義的。這三種思維並不是互相矛盾的，只是適應不同場合和形式的需要而已。但應該清楚自己是在用那一種思維。在不同思維體系，不同的假設情況下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香港人是試圖用自己的價值判斷體系，來替代內地的價值體系，這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勞無功的。價值體系和文化、社會環境、政治體制有關，是不可能互相替代的。由是，香港等於是爲自己背上了一個沈重的包袱，造成越來越大的鴻溝，自己玩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