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中國政治 – 2

二．我思想的出發點

我的基本想法是，政治理論和政治理念，如果脫離了現實基礎，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和經濟學有些不同。在經濟學上，可以不斷做一些“思維試驗”，在一連串的假設前提上，導出推論。經濟學不能預測所有的經濟發展趨勢，但起碼在宏觀層面，有很強的預測能力。而政治學，除了在一些微觀的技術問題上，例如投票選舉機制上，有一些解釋能力以外，在宏觀層面，是沒有任何預測能力的。

就因爲如此，我認爲在解讀和預測當代中國政治上，如果理念先行，試圖用“先驗”的理論來推論它的發展，是非常誤導的。就以蘇共倒臺爲例子吧。沒有一種政治理論可以事先預測出蘇共的倒臺，甚至連解釋也是勉爲其難（當然，經濟學也不能）。蘇共的倒臺，是一連串的事件導致的，但本質上，是和任何政治理念無關的。

蘇共的掘墓人不是美國，也不是蘇聯人民，而是它那些迫不及待要推翻它的黨員。所以在電視臺宣佈解散蘇共，沒收黨産的當天，蘇聯沒有任何騷動。當時駐莫斯科的新華社記者（後來他寫了“蘇共十年祭”），出於對蘇共的尊敬，想到紅場和民衆一起紀念，想不到那裏一切如常，一場聚會也沒有。

爲什麽呢？因爲當時掌握經濟財政大權的蘇共官員，深怕隨著改革的深化，會把他們手中的特權拿去。所以他們由下而上地發起運動，改變國體，實行資本主義，把手上的經濟特權化爲實際利益。伴隨蘇共解體，隨之急風驟雨而來的是“震蕩式”的經濟改革，把所有蘇聯企業股票化，分給公民，然後讓原來的蘇共官員低價收購。這種不惜摧毀蘇聯經濟基礎的改革方式，唯一的目的就是讓蘇共官員原來的政治特權可以化爲經濟利益，甚至再轉往國外。現在俄羅斯的富裕階級，都是原來的那批蘇共官員。甚至連後來重新成立的俄羅斯共產黨都恥于和原來的蘇共挂鈎。

蘇共的轟然而倒，和隨之而來的冷戰結束，可以說是影響世界大局的宏觀事件，但它發生的過程是和當時蘇聯國家內部的情況相關的，可以說，蘇共的倒臺，是一個蘇共黨員和黨中央之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結果，而任何政治理論的討論在這裏都沒有任何意義。

同樣道理，我在這裏也可以隨手寫出一系列在中國，比較少人提及的特有情況，這些都是影響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過程和結果的，從而對中國當代政治體制發展有深遠影響，但任何政治理論和理念對此是毫無解釋和預測能力的。

1． 水資源分配的問題

每年沿黃河各省都要爲黃河水的配額吵個不停，牽涉到各種利益格局，都要搞到水利部出來仲裁調停。北京爲了確保自己的用水，一直用政治壓力逼缺水的河北向其供水等。這種區域性的政治利益問題還有很多，例如全國電網倂網，架高壓線的問題；各個省地下資源國有私有，開發進度的問題。

2． “第二財政”的問題

2005年，全國行政收費罰款超過9000億元，超過稅收的一半以上，都不列入政府預算，審計署無從監察；還有各個城市的土地出讓金的收入，又是一個天文數字。這些都演變成爲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進行政治性博弈時的重大因素。

3． 國企分潤的問題

中央國企從來不向中央分潤，這是爲什麽？山東省的GDP已經是全國第二高了，按現在速度，很快就會超過廣東，成爲全國第一了。山東省的情況是，國不富民也不富，政府的財政收入很低，人民的實際收入也很低，財富都留在國企手裏了。如果按照蘇聯的經驗，山東省是最有“變天”土壤的地方了，因爲只要一改制度，現在那些鉅額財富就都可以名正言順地分到國企官員手上了！

4． 金融改革的問題

銀行的鉅額壞帳，誰來買單？由那一個階級，那一個時代的人來買單？現在金融的風險是暫時解決了，但你能說造成銀行壞帳的道德危害（Moral Hazard）以及其解決，不是一個政治性問題，能不對中國政治改革的路徑選擇有重大影響嗎？在這裏插一句，前幾年的時候，中國銀行的鉅額壞帳一直爲人所逅病，並且也一再成爲別人攻擊中國政治制度的理由之一。現在這個調子自然很少人去唱了，但卻很少人從政治制度上去攻擊美國大開印鈔機，瘋狂消費，用全球的資源來供養它的生活方式。其實在這裏，美國制度所造成的道德危害（Moral Hazard）並不比中國少，而且還遠爲惡劣，一點不想克制，甚至連“京都協定”都不願意簽署，但爲什麽就很少人去從背後的制度去反思呢？（順便推銷一下，在今年2到3月間，我有一個六篇系列的博客文章，很詳細說明了我對當今美帝國主義的看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前面看。）

在我看來，政治制度的演變和意識形態關係不大，它只和當時具體時空的具體事件有關，這是我思想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