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31日星期日

“財經”兩篇

新年假三天﹐沒有出遊的計劃﹐這幾天都在補看之前買的一大堆國內雜誌﹐好好補課。也希望能更好地掌握明年的經濟趨勢和投資形勢。看到“財經”兩篇文章﹐有些想法﹐記一下﹐權當筆記。

一.超級都市

謝國忠建議中國建設20座5000萬人口以上的超級都市﹐來解決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我本來一看文章的頭一段就有些反感﹐因爲自己一向對大都市和大都市的生活沒有好感﹐但越看下去﹐越覺得他說得有道理﹐文章很有說服力。這應該是我這幾天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了。

簡而言之﹐謝國忠的觀點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靠壓縮成産要素價格(包括勞工﹐資源﹐土地﹐環境等)來取得的﹐而這種情況不可能持續下去﹐不單環境承受不了﹐國際市場也不可能長期容忍。要有新的增長﹐必須靠城市規模效益來取得﹐城市規模越大﹐各種服務和産品的成本就越低﹐環境的代價也小。這種“超級都市”化的過程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才能不斷釋放出新的增長動力。

其實香港人對這點應該最有體會了。香港其實並不是人多地少﹐以人均面積來算﹐恐怕不會比珠三角差多少。但香港人口是密集在市區﹐全境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不可以發展的郊野地帶。這樣做的好處很多﹐不單能保護了環境﹐因爲人口密集﹐公共措施的社會成本比起其他城市也低得多﹐這也是香港的公共服務能居與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謝國忠的建議﹐只不過是把香港的這種模式放大到全國範圍罷了。你也許會說﹐城市化的進程不是每一個工業社會都要經歷的嗎﹖自然而然就會發生了﹐有什麽希奇呢﹖是的﹐中國的確已經正在開始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城市人口比例1979年的不足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現在的超過百分之五十﹐超過一億七千萬的農村人口已經在城市定居。

但城市化和超級都市化還是有些不同的。我想到的是深圳的例子。深圳的人口﹐由無到有﹐到現在超過一千兩百萬人口﹐是一個典型的超級都市化過程。深圳的規劃應該是全國做得最好了﹐但前段時間﹐我去聽深圳介紹它的“2030”規劃時﹐被問倒它的人口怎樣估計﹐深圳的官員說沒法估計。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一個城市的規劃﹐怎麽不可能考慮人口情況呢﹖但想起來的確如此﹐深圳根本就沒辦法象別的城市那樣﹐用出生率和移民率來估計人口﹐它的人口影響因素都是政策性的東西﹐例如﹐全國的戶籍政策﹐特區政策等。小小的深圳市﹐又怎能去猜測國家大政呢﹖規劃做得最好的深圳都只能這樣﹐全國城市的規劃無力感可見一斑。

如果真的是要按“超級都市化”的思路來實施﹐只能是行政主導的﹐當政者有意爲之的﹐要不然就會出很多問題﹐變成象墨西哥城﹐加爾各答那樣﹐不能自拔。我想﹐應該決策層很快就會意識到“超級都市化”(而不是城市化)是未來中國唯一可行的發展方向了。

二 彙金公司

共產黨制度怎樣適應資本主義運行規則﹐甚至會不會是可以成爲一種優越的組織形態﹐這是我很感興趣的問題。而彙金公司正好是一個很好的個案。“財經”有篇報道說明彙金公司體制上的問題﹐到底是一個執行國家金融政策的組織﹐還是一個資産管理公司﹐它和財政部﹐和央行之間的關係又應該是怎樣的﹐面臨很多矛盾。彙金公司是很典型的共產黨式的對資本主義問題的回應。

在2003年﹐面臨國內的金融危機﹐鉅額壞帳﹐中央一次拿出450億美元注資四大銀行﹐推動改革。這是很典型的共產黨作風﹐也只有共產黨才有魄力做得出來。如果是在別的地方﹐這麽大的動作﹐這麽大的資金﹐肯定要經過立法機關的授權﹐甚至成立條例﹐來規範它的運作了。然而﹐按照“財經”的報道﹐這家掌握中國金融命脈﹐資産最爲龐大的國有公司﹐竟然到今天連工商執照都辦不下來﹐其他的諸如公司章程﹐內部制度﹐一概奉缺﹐甚至連董事長之位因爲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角力﹐也一直空缺。嚴格來說﹐彙金公司一直是在非法經營的﹗

我想﹐好在幾個國有銀行沒有在紐約上市﹐要不然單憑這點﹐就可以被人告了。工商執照辦不下來的原因是彙金公司的成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而它成立的依據是當時的一份“國務院密函”﹐是不能公開的﹐而且不是法律文件。但當然﹐彙金公司的成就是非常輝煌的。不但解決了當時中國的金融問題﹐一舉把國有銀行改造成功﹐而且通過幾家上市銀行的操作﹐賬面上的盈利已經超過上萬億﹐按照“財經”的說法﹐在兩年間﹐原來投入450億美金的回報率是200%﹗那麽這是否說明共產黨制度在資本主義的運作中也有優越性呢﹖在彙金公司這個個案中﹐它的成功﹐完全是靠中共的執政能力和效率﹐如果是按民主社會﹐法治的那一套﹐恐怕就根本不能把握住機會了。

我想起了另外一個例子。在以前﹐在香港上市的國企爲了符合國際慣例﹐管理層會發放市場價格的薪水﹐但這純粹是應付投資銀行的要求的﹐這些薪水都必須上交。例如香港中銀的高層﹐在公司年報上的薪酬超過三百萬﹐但都要上交﹐留下的不過每月三萬多而已﹐儘管這對內地幹部來說﹐也算十分之多了(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這樣)。但中囯共產黨憑什麽要這些國企高管把工資上交呢﹖要是不上交﹐硬要把這些工資留下來﹐甚至不惜和中共打官司﹐又會怎麽樣呢﹖香港法院會怎麽判呢﹖內地的法院又會怎麽判呢﹖是靠所謂的“黨內紀律”來維持嗎﹖具體又是怎麽運作呢﹖

國有企業改革一直說要黨政分開﹐而那些上市的H股公司也是說自己是按現代企業的管制原則來運作的。但其實根本不是這麽回事。所有央企﹐包括香港H股上市公司的領導層﹐都是中共組織部來考核和任命的﹐人事管轄權都不在國資委﹐歸根到底﹐不是董事會而是黨委在話事。要不然﹐也不會隨便一紙調令﹐幾個互相競爭的大型國企的高層﹐就可以隨意互調啦。如果沒有更高一層的所謂“黨的紀律”在這裏﹐你說怎麽可能辦到﹖這在西方﹐根本就是不可想像的。

但反過來說﹐如果這些H股公司沒有這些共產黨的特質﹐投資者對它們也不會趨之若鷺啦。說到底﹐H股值錢﹐是因爲它們有經濟上的壟斷地位﹔而這種H股的經濟壟斷地位﹐又是來自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壟斷地位﹐歸根結底﹐大家都是把注碼壓在共產黨的身上。於是﹐吊詭的是﹐中共的一黨專制﹐在資本市場上看起來是個溢價因素﹐而它到底值多少錢呢﹖又是怎麽計算出來的呢﹖

這些都是在午夜兩點打的﹐可能說得有些不清醒的地方﹐不要見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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