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7日星期四

激素

(一)
前段時間,看到電視新聞報道,上海去年已經有一萬五千宗性早熟個案,有的女孩初次來經的年齡已經到了9歲,甚至有4歲的個案,這些女孩將來得乳腺癌和其他婦科病的機會大增。

廣州的鍾南山說,這二十年來,中國城市男性的精子數目已經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再過五十年,中國一半的男性將沒有生育能力。這些都是因爲內地的伺養,濫用激素造成的。在上海的個案中,醫生只要叫那些性早熟的女孩停吃市面上賣的蟹,雞,她們性早熟的徵象就消除了。

香港有沒有同樣的調查研究呢?大部分的激素並不是違禁品,對人體也沒有即時的健康影響。我在懷疑,在香港官僚一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維下,恐怕沒有人去調查研究的。

我的博客前面說過的PAAG就是典型的例子,PAAG在內地爭議了十多年了,官司都打了很多,內地是因爲利益關係不禁(藥監司的幾個官員後來都抓起來了),但香港一直不聞不問,直到聽說內地要禁了,才急忙在香港宣佈。我想,激素伺養恐怕是一個比毒菜,毒魚更爲嚴重的問題,前者具有普遍性,而且爲害緩慢長遠,警覺性更少。我不知道衛生部門是怎樣檢驗的,但好象是大部份的激素都是合法的,所以用起來沒有顧忌。經濟學上說的劣貨驅逐良幣在這裏就是一個很好的顯現了。激素伺養出來的蟹,雞,成本低(因爲長肉快),質量好(起碼看起來),自然很有競爭力,長遠以往,就將自然伺養出來的蟹,雞驅除出了市場,市場上只剩下的激素伺養産品。

按照經濟理論說的,在這個時候,資訊機制就應該起作用,自然伺養出來的蟹,雞應該能被分辨出來,並且有一個溢價,從而在市場上取得一個地位。但我懷疑這套教科書上的東西,能否在中國適用。

(二)

某種程度上,激素泛濫,毒菜毒魚,僞劣假冒,可以說是中國農業政策自己種下的苦果,是農民對城市老爺們的報復。爲什麽歐美,日本,就很少這方面的問題呢?除了檢驗手段外,主要的原因是,人家把農業當做一個基本民生需要,而不會當成一個産業,把農產品當成商品。在歐洲,不但不對農業徵稅,而且農業生産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成本都是政府補貼的。農民沒有必要靠歪門邪道去賺錢。美國,日本的情況我不瞭解,但也大致如此。

在中國,不單沒有把農業,農民,農村三農視做保護和維護的对象,反而因爲農民一直是處以弱勢的地位,而視作壓榨的对象,予攜任取。中國政府一直以“剪刀差”的形式壓榨農民,農民的稅負如果按收入比例計,是城市居民的四倍,而且絲毫不能享受到任何福利,沒有社保,沒有所謂的義務教育,沒有醫療,土地說收就收,沒有任何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覺得自然沒有道義上的責任,只是要花心思從城市人身上賺錢。

民以食爲天,在歐美,農產品並不是商業經濟的一部分(看世貿談判就知道,爲了維護農業,歐洲甚至不惜放棄自由貿易),但在中國,農產品卻是實行徹頭徹尾的商業經濟的一套,即使有時如果不是按市場經濟規律的話,那也是政府爲了自己的利益,實行種種非市場化的手段來撈錢。如果按照完全規範的商業原則,農村人又怎麽能鬥得過城裏人呢,又怎麽能在政府壓榨下的夾縫中求存呢?

內地政府現在老是講和諧社會,我在想,是不是也考慮到了這一點。城鄉矛盾應該是中國最大的矛盾。查,封,禁,又能多大程度解決問題呢?城市人總要吃飯的,而農村人總會想出一些刁鑽古怪的方法出來,防不勝防,從城市人那裏拿回他們認爲應該要拿回的東西。我在想,中國老是在講和平崛起,做當世大國,但如果過了幾十年,中國人都是吃得不好,長得不好,激素搞到人種素質下降,男人的精子都不活躍,那就算有幾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又有什麽用呢?何不早一點拿出一些錢來搞好農業,扶助農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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