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馬列、潘石毅

（1）

潘石毅在開售SOHO城時，爲銷售人員培訓的第一課是，“馬列主義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潘石毅和張欣這對夫妻，我一直以爲，既然張欣出身於華爾街，而潘石毅是搞工程出身的，那就應該是張欣負責財務、銷售；潘石毅負責建築、設計。原來剛剛相反。在兩個人開始合作的時候，矛盾非常之大，甚至到了要分開的地步。

最終張欣回到英國，想通了，承認她不懂國情，改變分工；她負責設計，潘石毅負責財務和銷售。潘石毅在他的博客中說到，西方的哲學思想是從蘇格拉底出發，非常精細，邏輯嚴謹，劃分得很細，講究次序；中國的哲學是從莊子出發，講究和諧，混雜，中國的特色就是雜、亂。潘石毅還說，這十年來，他見過那些海外回來發展的，把事情全想明白的，沒一個是不碰壁、失敗的。SOHO中國，當然也是體現了他的理念。

吾友老麥，一直認爲中國發展的隱憂在於沒有創新，中國人沒有創新能力。而這點是我一直不同意的。SOHO中國不創新嗎？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改良，難道不創新嗎？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理論，難道不創新嗎？

在我看來，吾友老麥，仍然是用了西方的思維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則必然有偏差的。真正的創新不是靠什麽專利、知識産權、注冊商標這些量化指標來體現的，這些都是外在東西。真在有價值的創新是在於思想上的創新，在於思想上的解放。而這些，正是中國人，尤其是經歷文革那種靈魂上掙紮後的中國人, 最擅長的。

中國能發家的軟體商和網路商，從來不是靠知識産權的維護，而是靠經營模式，靠思想的力度。微軟早期在中國，面對中國泛濫的盜版，主要精力都是用在打擊盜版上，結果毫無成就，處處碰壁。等到它終於想通了，適應了中國的國情，不再追究盜版的問題，才盈利斐然。如果它不是想通了，就不會把除了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發中心，放在中國，這個毫無知識産權保障的國家。

（2）

那個晚上和兩個朋友吃飯，聊起阿裏巴巴上市，造就了4000多個員工成爲百萬富翁。我說，如果做一個統計，我們那個年份畢業的電腦學科畢業生，到了今天，能混上岸，有幾百萬身家的，一百個裏可能不到五個，而大部分人到現在還是混混厄厄的，不知道該幹什麽。而同樣檔次（按名校算，因爲我們畢業的大學，在香港也算不差的）、同樣年份畢業的內地電腦學科畢業生，到了現在，有幾百萬身家的，比例恐怕要遠高於我們這些香港畢業生。

至於那些還沒發達的，現在也起碼是企業的中層，有車有樓，和香港的這些同輩相比，是差天共地。當然是一番感慨，因爲在我們那個年代，入讀電腦學科的(1996)，都是學生中的精英，會考沒有幾條A都進不去。當然，兩位朋友當年也是這樣的精英學生，不過後來早就轉了行了，轉撈金融。

爲什麽會有這樣的差異，朋友歸疚于“際遇”，香港市場太小，無法發展IT，如果在大陸發展，又不夠內地人爭等等。我後來想了想，應該不止於此的。我想起以前在舊公司的時候，對香港的工作作風非常自豪，我們起草的文件、方案，精益求精；而內地合作方起早的文件、方案，從來就是非常“求其”、馬虎，錯漏百出。那個時候，內心真的是十分看不起他們。現在想來，傻的是我們，精明的他們。我估計，在那個時候，那些內地合作方的同事就已經比我們有錢了，都有車有樓，有的在外面還有自己的小生意，現在更是如此。爲什麽會這樣？

因爲我們這些香港方的同事，每個晚上，爲了把一份文件弄得盡善盡美，而都要加班加點的時候，人家早就準時下班了，去結識朋友，去交際，或者，看書。那些文件，只要勉強可以用，不死人就可以了，要弄得那麽好幹什麽？何必去浪費時間，把一件事做得完美？更何況，怎樣也有我們這些香港人幫他們看住的。香港人，在工作上，已經浪費了大量時間，毫無效率（指對事情本身的成效而言）；下班後，多數又跑去念什麽證書，課程，自我增值，只有毫無自信的人才會迷信這些東西。一點都沒有留下時間給自己，去想一些重要的問題。

而那些內地人，上班儘量空閒（只要解決問題就可以了），下班就去交際，聯絡感情，打聽消息，或者讀一些有用的書，多思考。一個勞力，一個用心，天長日久下來，那一種方法所帶來的財富會更多，是不言而喻的。未必完全只是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