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把前面部分發給了一位在北京的朋友,他的部分評論如下:
“我們的民族,目前的確面臨一個價值真空。共産主義名存實亡,傳統價值系統經近百年的摧殘所餘無幾,資本主義只能創造物資的繁榮,而不能給與精神上的慰藉。在這個年代,除了錢以外,中國人應該相信什麽?依賴什麽?就我自己來講,我覺得自己萎萎不振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爲缺乏信仰。這種新舊更替、中外激蕩的迷失年代,也正是醞釀大思想的時代。中國歷史上上一個類似的時代,應該是春秋戰國時期吧?諸子百家思想在那個時候興起,不是一個偶然。我不太明白的一點是你對價值的定義。人生的價值和人民幣的價值應該不可相提並論的,前者是哲學,後者是經濟學。你要探討的是那個領域?請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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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人生的價值和人民幣的價值,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就如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不可分割一樣。前面說過,我打算逐步探討三個範疇價值的迷思,人民幣、土地(和資源)、和股票。但我覺得,我的這篇文章,更一個象一個隨筆,想到那裏,寫到那裏;而我的目的,也不是試圖討論這三個範疇中的價值的決定和判斷。我寫的不是經濟論文,而對於這些題目,已經到處有長篇累贖的論文論述。基本上,我對人家已經說過的東西,就不大感興趣寫了,畢竟不是讀書筆記。我感興趣的,是背後的一些哲學性的思考。
(5)
1979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不久,國內理論界曾經有過一場有關價值的大辯論。辯論的討論結果,形成了一份文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幾個設想”(大意),當時主持經濟工作的李先念說,“這份東西,我看了兩遍,都看不懂,但可以發下去,作爲試點。”
於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就這樣啓動了,從對價值的認識開始。在經濟改革的摸索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價格雙軌制”。“雙規制”。理論家哧之以鼻,既非市場、又非計劃,非驢非馬;經濟學家視之爲離經叛道,不屑一顧。價值只能有一個,價格只能有一種,怎麽能雙軌呢?這在理論上和實際操作層面上都是說不通的。
但實際上,如果沒有“價格雙軌制”,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不單解決了當時的經濟發展問題,到了今天,中國所有的改革,都是以雙軌的方向發展的。貨幣的價值,可以雙軌(人民幣和港幣);土地的價值,可以雙軌(城市和農村的兩種土地制度);而雙軌的極致,能讓任何一個想按傳統理論來判斷的人都瘋狂的,就是A股和H股的“雙軌”,明明是同一樣東西,怎麽可以有50%的價格差異!
然而中國人都見怪不怪了。在70年代末期有關價值的大辯論中,儘管幾個內地經濟學家,例如馬洪、徐景安,在整個經濟學界都是寂寂無聞,估計在將來的經濟學史上也不會有什麽地位,但我想,他們的貢獻,不比那些拿取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爲差。
我想,就是經過這樣的對價值觀的拷問和爭論,中國人對價值和價格的理解,才會那麽深刻,很多經濟學不能解釋的現象在中國人看來都是無足爲怪;也就是經過這樣本土的思辯和發育,中國在經濟轉軌的時候,不用象俄羅斯那樣,硬要接受一套外來的價值系統和觀念,而使經濟幾乎受到沒頂之災。
於是,我們對中國價值的第一個迷思,就是“價格雙軌制”的存在,從現象到本質,到底是什麽回事,是一種個別的現象,還是普遍的現象;是權益之策,還是一種固定的發展軌迹;是結構性的,還是非結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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