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貼出《新聞周刊》對2001年至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6位經濟學家的建言之前，先重貼上自己在07年11月去一個論壇聽講後寫下來的筆記，當時發在這個博客上。
在這個論壇上，當時所有的講者對股市泡沫和經濟泡沫的崩潰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當時討論的是，泡沫破裂後怎麽辦。在當時還是股市最爲熾熱的時候（A股6000，港股30000），這些學者以這麽認真語氣討論一個在我當時看來很遙遠的話題，令我印象深刻。
我想，經濟學家還是有一點用的。
2007年11月20日 星期二
思想的閃光點
昨天去中文大學參加了一個滬港發展論壇，講者主要是復旦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學者，內地講者的水平很高，有很多思想的閃光點，我記了下來。這不是會議記錄，我只記下了打動我的東西。
1．有關上海發展成爲金融中心
這篇講話，我有印象的只有一點：配應中國將來的發展規模，將來中國必然出現一個可以取代目前東京地位的國際金融中心，有可能是上海，也有可能是香港。
2．香港和上海的競爭我也只記住了一點，講者說，香港能否發展成爲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在於能否成爲人民幣的業務中心。（我倒覺得，單從這個條件來說，深圳比香港的優勢還大，不是說深圳的人民幣現金投放量占全國一半嗎？）
3．中國流動性問題。這是整個論壇中，最爲出色的講話，我一直在狂抄筆記，講者是復旦經濟學院的副院長華民。隨便插一句，最近認識了一位朋友（其實我們還沒有見面，但以前是中大同學，有朋友介紹我們認識了），他半年前辭去在香港一家老牌藍籌公司管理層的工作，待在北京，專門在北大旁聽林毅夫的課，也順便炒股。我非常羡慕他的生活。
華民教授說的東西很多，我先說結論吧。華民教授認爲，上海不可能成爲國際金融中心，不可能和香港競爭。這是因爲，目前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例如紐約、倫敦，都是Market Based的，而發展得不好的金融中心，例如東京、法蘭福克等，都是 Bank based。而目前國際金融業的趨勢，是由Bank Based模式向Market Based模式過渡，目前國際上的主要銀行，都已經不做信貸業務了，而轉向直接融資。
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是以證券業務爲主，而不是以銀行業務爲主。而上海，因爲體制上的原因，也因爲沒有政治上的能量，是不可能走向Market Based模式的，中國的經濟體制，還是以計劃經濟，行政主導爲主，這和Market Based模式是不相容的。這也許是金融學的123，但我聽了，還是很受啓發。
華民教授一開場就說，歷史上，有很多國家都出現了由於基本面過於強大，流動性過剩，國家沒有能力處理金融面的問題，最後造成崩潰，例如拉美、東南亞等，現在中國也可能面臨這樣的局面。
華民教授給出了幾個全球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原因，其中一個是幾個新興國家的轉型和轉軌，造成全球供應增加，消費者剩餘增加。還有日本的低息政策、美國的擴張經濟政策，還有跨國公司由於通過外包，積累了大量未分配利潤，由淨借貸者變成淨貸款人者等等。但是市場並不需要這些多出來的流動性。
華民教授說了幾點：IT産業在2000年後創新的不確定性；現在世界上的生産格局已經由技術競爭轉向成本競爭；現在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都是FDI，而流入發達國家的資金都是金融投資組合等。
華民教授說的，我並沒有完全記下來，但他的結論就是，現在全球實際經濟和虛擬經濟已經脫節。說到中國，華民教授認爲，中國的外匯順差是結構性的，這是因爲，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出口帶動的，當外資來到中國設廠，資本流入，造成資本帳上的順差；當産品出口，又造成經常帳上的順差，除非中國經濟出現衰退，否則外匯順差就一直存在。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國沒有真正的企業家和現代企業，中國的經濟模式仍是由小農經濟發展過來的，最早是個人生産、然後是家庭、作坊、到現在的單位，但仍然缺乏現代的企業，沒法有自己的品牌，現在出口也只能做代工OEM。外匯順差造成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投機資本流入，擠出投資性資本流入，造成金融面和基本面的背離。
而面對這種局面，華民教授認爲，現在的金融政策是最可怕的，最不理性的。因爲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狀況，應該是鼓勵企業成長，讓企業多花錢，培養競爭力，以基本面的增長，來填補金融面的泡沫，這樣危機才有可能得到解決；但現在執行的是緊縮貨幣、擴張財政的政策，就是，不讓企業花錢，而讓政府來花錢，這樣下去，泡沫只會越來越大，金融面和基本面的背離越來越嚴重。
華民教授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政治上的問題，因爲政府必然是要花錢的，不可能把錢留給企業去花；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到無法制定出理性的經濟金融政策。華民教授還認爲，德國的金融制度，很值得研究，因爲德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發生大的金融波動的國家，經驗值得中國參考。
4．中國社會變遷的經濟解釋
這位講者也是復旦的，說了很多，我只記下了一些打動我的部分。
a)結構問題比存量問題複雜，所以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困難。
b)目前中國是富人定價、窮人接受、政府管制；但因爲政府是在明處，富人在暗處，所以承受社會矛盾的是政府。
c)中國社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城鄉二元結構，而是城鄉，再加上1.7億流動人口的三元結構，而很多社會問題的産生，是由於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機制，並沒有適應這種變化，沒有照顧到他們的政治利益。
d)國家哲學正在面臨重建，但困難重重，沒有價值支援體系。
e)傳統中國是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力不分開的，現在私人權力和公共權力分離了，但對公權力沒有界定和制約。
5．泡沫的問題
討論的環節中，也有討論到泡沫的問題，一些發言的觀點，我記了下來。
a)目前中國股民和政府在博弈，大家都陷入了困局，只能共存亡。
b)現在出了問題，基本面也會受損，政府也不敢輕舉妄動。
c) 金融市場現在已經到了臨界點。
d) 奧運會後肯定是分水嶺，因爲現在的市場估值已經到了08、09年了。
e) 關鍵是要把市場對08年預期打掉，爲什麽一定要定在08年?
f) 泡沫後，是日本模式、拉美模式、還是香港模式？華教授認爲，中國泡沫的形成機制和這些地方不一樣，而且政府的行政力量也非常強大，所以中國會有自己獨特的模式。
-------------------------------------------------------------------------------------
六诺贝尔经济学家向新总统建言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omment/20081024/04085425075.shtml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新任总统该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并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困境？《新闻周刊》对2001年至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他们向下任总统提出了治理经济的建言。
如今金融危机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似乎所有人都拼命装出一副经济学专家的样子。总统大选在即，能否提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连贯政策，成为华盛顿面临的最大压力。这场危机被称为“完美风暴”，股市暴跌，能源危机隐现，政客们也获得了全国空前的关注，超过8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治理方式需要作出根本变革。
但应该变成什么样呢？麦凯恩和奥巴马都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方案，使得不论华尔街还是整个国家人民立场都出现进一步分化。也许唯一大家一致同意的是，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他都将面临可怕的财政挑战和可利用资源的急剧减少。
为了弄明白这些挑战，《新闻周刊》邀请了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请他们谈谈下一任总统该如何让经济复苏并分清轻重缓急。下面是采访的摘要：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因其国际贸易模型获得诺贝尔奖。
有人认为下任总统应该效仿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上任后头100天采取暴风行动稳定了全国局势，这种看法已是陈词滥调。不过这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这次奥巴马入主白宫而且民主党极大地增强了对国会的控制权，那么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采取快速和激进的举措。
首先，到明年1月美国经济几乎铁定要陷入严重衰退，政府和国会应该立即出台巨额财政刺激方案来对抗衰退，这次应该将重点放在支出而非减税上，这样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同时加大对失业人员的补助，并加大重点公共工程的支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促进公正的同时取得效率，既可以向个体提供急需的帮助并修复基础建设的薄弱之处，同时还可以刺激需求和就业。
第二，政府应该迅速加强金融监管。我希望已经出台的金融救援方案到明年1月能够让信贷危机走出低谷。但即便达到了这一效果，这仍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大力加强监管，以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如果金融机构需要向银行那样获得救援，那么它们就需要接受同银行类似的监管，监管要点便是最低资本要求和纪律审查。
第三，现在正是进行医疗改革的好时候。很多人说医疗问题可以等等，我不同意。经济危机已经将我们当前医疗体系所创造的不安全带到了人们家中，那些失业的美国人通常还面临失去医疗保险的双重不幸。如果奥巴马当选，他应该效仿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约翰逊在1964年连任后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便签署了《医疗保险法案》。
这些措施是否过于激进？是的，但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可以给奥巴马比100天更长一点的时间，比如半年，但他应该迅速行动。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一样，当前的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从根本上变革美国治理体系的机会。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2001年因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下任总统有太多事情要做，需要继续向金融系统注入资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清算系统和短期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他还需要重新回到抵押贷款问题上来，重新设定条款，防止出现大规模止赎现象。他需要提出新的财政刺激方案，同时出台可以让财政赤字中期内回到可持续水平的计划。他将需要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避免资本在寻求避风港时造成不必要的动荡。当金融业资产负债表获得修复、透明度提高之后，他还需要在对金融板块的所有权和实质控制权方面作出结构调整，以便私人资本可以重新进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同样因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几乎肯定要进入深度衰退，“大萧条”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当前的关注点便是如何防止形势恶化。失业率不可避免地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将发现自己在重新就业之前享受的福利过期，数周后可能会有大约70万人处于这一境地。向银行注资非常关键，但杯水车薪的做法难以奏效，而且单靠这一项措施远远不够。各州面临着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不援助的话它们将不得不开始精简人员。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房价持续下跌，止赎现象有可能继续扩大。
要想让经济复苏，我们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入。对替代能源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可以帮助美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复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防止旧病复发。我们需要新的监管措施和管理框架，使它不但能保护我们远离过度借贷的危险，还能够防止总统不知道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风险。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资源，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提高税收，至少是对高收入的美国人，同时妥当地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美国经济有两大资源浪费，一是大肆扩张的军事支出，包括针对一些假想敌研制出来的无用武器。降低军费开支也许我们能够获得更多安全。第二是医疗。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年了，但一些既得利益者抵制作出改变。最近八年形势更加恶化，出现未获保险人数和医疗支出同时上升的怪事。改革医疗保险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对美国经济的健康也很关键。
我承认，这是一个激进的方案。但如果我们希望保留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的话，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方案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出并在长期内刺激增长。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资深货币政策顾问，2004年因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论谁赢得总统大选，尽快地改变尽可能多的规则将是诱惑所在。总统新上任之后通常会有“烧三把火”的倾向，然而在当前金融动荡和亟需“行动起来”的观念下，这一点尤其正确。不过，我想提醒下一任总统，过于激进地改变游戏规则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通常是不良后果。的确，仅仅是暗示规则将被改变就可以改变预期并转变人们的行为。
在税收问题上尤其如此。征税问题是一位总统影响经济最重要的手段。最近的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中税率是决定经济健康度的关键因素。创造性、承受风险和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适当的激励机制。高税率是压制这些激励、让引擎熄火的头号杀手。
下任总统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医疗改革。我再次提醒下一任总统，改革措施必须有助于释放美国人的创造力并让体系更有效率。我们已经发展出了成本更低的随到随看(walk-in)诊所，市场也正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宜更周到的家庭护理。这些成绩都不是在政府指示下取得的。过多的规章、价格管制和政府过多的审查只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第三，我建议下一任总统不要将当前的金融动荡同另一个“大萧条”相等同。没错，信贷市场很重要：企业需要资金，银行需要相互信任，投资者需要信心，这种信心也是所有资本市场的根基。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有央行，为什么联储联手财政部和全球各国央行采取了重大举措。这正是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应该做的。让它们去尽自己的职责好了，实体经济将会挺过这一难关。
最后一点：在经济方面，我们都对总统期望过高，而且他们常常也乐于承受这种期望。美国人不需要一位总统来管理他们的生意，总统只需要管理规则就行了。这样我们所期待的便是一只稳定的手。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2007年因“机制设计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建议下一任总统学会区分什么样的市场需要政府干预、什么样的不需要。许多市场在很少或完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最好。但另一些市场，尤其是具有巨大“外在性”的市场，需要援助之手。信贷市场就属于第二类。
当一家银行催收一笔贷款，它显然伤害了贷款的这位客户。但它从另一方面也同时伤害了贷款给这位借款人的其他银行。现在它们获得还款的可能性降低了，从而也无法轻易地将钱借给它们自己的客户。于是我们说第一家银行对其他银行产生了一种外在性，一种未被考虑在内的次生效应。只要所有人都继续贷款，一切都正常。但一旦一些银行停止放贷，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客户出现违约，它们可能就迫使其他银行也催收贷款。这样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整个信贷市场集体瘫痪。听起来很耳熟吧？
是的，政府可以扭转败局。通过向一些银行注资，可以让它们重新开始放贷。如果注资量足够大，连锁反应就会被逆转，并最终让市场恢复健康，在这时候政府大概就可以将自己的投资收回。
然而这样的干预会有一种伴随风险。如果银行预计在信贷市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府会赶来救援，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肆意放贷，比如偿还可能性很低的次级贷款。因此救援政策，不论含蓄的还是清晰的，都必须跟对银行的监管措施搭配使用。比如，禁止银行向那些信用度低的客户提供贷款也许意义重大。
我们的新总统不应该忘记，不受限制的市场在提供我们所需的大量产品和服务方面非常成功。但他也应该懂得外在性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在外在性很显著的信贷市场，政府妥当规划的积极角色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因其对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一些繁荣是好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繁荣是一段快乐时光并留下了持久的财富。但最近的房地产繁荣有所不同。它提高了就业，但最终被证明是巨大的投资不当，带来的是濒临破产的银行、信贷危机和经济滑坡的前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银行和金融系统中严重的缺陷，这正是下一任总统首先必须面对的。
对大型银行管理层缺乏所有者控制代价巨大。银行高管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每个人为了让利润和股价不输给竞争对手而“追求高回报”，而不论风险有多大。股东根本就没有办法“叫停”。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发生，需要进行更有力的公司治理。我建议下一任总统向国会施压，立法规定首席执行官的基本报酬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奖金则需同长期业绩挂钩。
另一个缺陷是银行管理缺乏远见。银行家们似乎不愿考虑利率回升到更熟悉水平的可能性，也无视房价高出历史标准40%的现实。这种不情愿创造了次贷危机，让整个行业伤亡惨重。的确，下一任总统不可能通过“战略远见”立法，但是金融从业者可以被要求同时考虑两三种可能性，包括最佳的和最糟糕的情况，而非仅仅一种。
最后，大型投资银行不再作为向企业投资和创新提供融资的资本主义工具，而变成“财富管理”的代理机构。当然，是经济政策将银行引向了抵押贷款。美国人梦想变成“房屋所有人”，而非获得成功的事业。为了扭转这种失衡，下一任总统应该要求国会向企业提供额外补贴、帮助它们投资，就像当初它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向购房者提供补贴一样。
美国要想继续成为普通人可以在这里找到激励、挑战、创新和成就的土地，我们的企业便需要获得更多的推动力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对金融板块进行重构，来支持企业创新。一小撮“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不可能包揽一切。同时，下一任政府必须刺激底层人群的就业，他们当中很多现在都在监狱里。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对聘用低报酬工人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报酬、让更多人获得聘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