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初發生的那些事

（這些只是隨筆，資料沒有任何查證，只憑印象）

1976年9月16日，毛澤東逝世；十月中，四人幫被抓捕，前後不過二十來天，這場宮廷政變來得迅雷不及掩耳。

這是一場真正的宮廷政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在當時來說，沒有任何的罪名，就算是幾年後的法庭審判，從法律的觀點來說，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在中共歷史上，利用非組織的形式，一下把幾個中央委員入獄，是極爲不正常的，是從來沒有的，連毛澤東在和張國燾鬥爭的時候也不敢這樣做；就算是在文革的高潮，四人幫自己也沒有這樣亂來，當時被打倒的高級幹部，白天被批鬥，但工資照發、文件照批。

甚至“四人幫”這個名詞，也是中共事後自己加上去的。按照中共鬥爭的慣例，凡是要鬥倒一個人，必然要揪出一條“路線”、山頭、幫派；一定要證明這不是孤立的人事鬥爭，否則就難以證明（勝利後一方的）中央的高明。這是鬥爭策略的需要，至於有沒有這樣的幫派，是不重要的。例如建國前的“羅明路線”，建國初期的“高崗、饒漱石事件”等，都是將一大幫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炮製出一個集團出來，以證明形勢的危急，中央採取雷霆手段的正確。

實際上，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就是鐵板一塊，結下了什麽政治聯盟。“四人幫”一詞，始作傭者是毛澤東，說他們四人經常湊在一起，成了“四人幫”了。當時毛澤東對他們並無惡意，從這句話的語境來看，只是笑語，但隨後成爲了一條罪名。

以當時在中央而言，策劃要抓獲四人幫的，只是葉劍英一人，等於是在孤身作戰；以四人幫和反四人幫的力量對比來看，前者是絕對多數，後者是少數。

葉劍英能在這場幾乎是不可能有勝算的鬥爭中勝出，充分顯示了經歷了長征的第一代幹部（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這是他們的專用名詞）的鬥爭水平。

葉劍英採取的策略有兩步，達致了關鍵性的效果：

第一，是時機的掌握。這場宮廷政變，只有在毛澤東去世後馬上發動，才有成功的可能，否則等一段時間，四人幫內部穩定了，甚至和華國鋒達成了協定，就很難再起什麽作用了。而且，葉劍英充分利用了華國鋒“心中有鬼”（矯改毛澤東遺詔）的心理，才能讓其就範；否則，等其地位穩固了，華國鋒根本不會理會葉劍英。

第二，是充分利用了敵人的心理弱點。四人幫都是筆桿子出身，習慣了從小處做大文章，抓住小問題不放，續而擴大，已經成爲了他們的思維定勢，是他們習慣了的鬥爭方程式。葉劍英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毛澤東一去世，就把毛主席紀念堂和毛選第五卷（毛澤東建國後文章）編撰作爲重點。果然，四人幫馬上上當，把這個陷阱當作了主要戰場，精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上面。毛澤東身前明確反對，頒佈文件，要求火化，反對厚葬，但爲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連自己的身後事也不能做主。

兩派的鬥爭是很慘烈的，而且早在毛澤東臨死前就已經白熱化了。一個例子是，按照現在看到的資料，唐山地震在事前已經完全被預測了，但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應該是有人在中央故意不發。當時毛澤東已經病危，如果發出七級以上的地震預報，在京領導人全部要疏散（林彪在69年借中蘇危機搞過一次，結果把他的政治對手都害死，違反了毛澤東的本意），這樣的風險，當時那一派也不願意去承擔的。

四人幫沒有經歷過戰爭年代，習慣的是和平年代鬥爭的一套，對此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另外一個很大的缺失就是，四人幫這邊完全沒有軍事人才，對於這種鬥爭，完全沒有軍事上的常識。

在當時，只要他們提出來更換中央警衛團領導（以他們的力量，完全可以做到），葉劍英就會投鼠忌器；事實上，很多都是鬥爭中正常防範措施，而四人幫完全沒有考慮到，只能說明他們的鬥爭質素很差。例如，只要當時四人幫中的任何一人，例如王洪文，不要留京，以藉口留在上海，葉劍英也不敢發動，怕引起內戰。另外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葉劍英開始策劃時，就已經搬入西山別墅，隱蔽行蹤，以軍事化手段操作，這都是多年軍事經驗的累積；而四人幫還一直大模大樣住在釣魚臺，行蹤完全爲人掌握，讓人一鍋端。事實上，當時只要四人幫有人在外隱蔽居住，甚至稱病不來開會，葉劍英也會擔心後果，押後行動。

而時間是站在四人幫一邊的，他們在黨政部門中的力量大得多，葉劍英那些後來權高位重的戰友們這時不是在坐牢就是在下放勞動，以當時的形勢來說，越拖下去，對四人幫就越有利。華國鋒在政治上只是個投機分子，發展下去，他和四人幫結盟是更爲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