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

（1）
我想，在今天，會出現中國農民造反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當然是十分低的，能想到的，起碼有四個原因：

第一，軍事上不現實。現代武器的威力巨大，歷史上的農民武裝割據模式在軍事上不可能，再有井崗山那樣的地方，恐怕解放軍一個營就能剿滅了。

第二，沒有群衆基礎。低下階層只有在經濟上處於絕境的情況下才會造反，在今天中國，失地農民大約有四千萬，國企下崗職工大概有一千萬，這五千萬人大概是任何革命發生的潛在土壤。但恰恰他們都是老弱病慘的一群，對命運已經是逆來順受的態度。歷史上革命的主力，青壯年的失地失業農民這時候大都在城市務工，恐怕不會有革命的欲望。

第三，沒有意識形態的優勢。書生造反，三年不成，但沒有書生，造反也是不能成功的。但在今天，應該不會有知識份子的精英加入造反革命的行列。不是因爲造反沒有前途，而是，任何一個有革命理想的知識份子都知道，從1911年以來，中國已經嘗試過了所有可能的革命方式。再革命，不可能有更好的結果。就算今天不滿，把現有的政權推翻了，但又如何能保證革命後的政權就不會變成今天的模樣呢？

第四，政治上也不現實。說到造反，中囯共產黨是行家老手，有關造反的種種，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舉凡發動群衆，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這些法寶，都是它的發明創造，無人能敵。就算不把它當一個政府，而把它當作造反中的一股力量，造反與反造反，恐怕也沒有一隻造反力量能是它的對手。

（2）
突然想到這些，是因爲看到信報丁望的一篇文章，說中國低下階層發泄對政府的不滿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先是自殘，例如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續而是傷害他人，例如層出不窮的爆炸事件；現在已經發展到了直接衝擊政府，例如前段時間貴州兩萬人砸搶燒政府大樓事件，上海楊佳連殺六警事件等。

按照這樣的發展規律，自然就讓人想到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對政府部門的衝擊變成一種普遍現象，那它有可能演變成爲一種有組織的力量，甚至帶有政治性的訴求，也就是我們說的，造反嗎？

在這方面，中國文化有和其他國家非常不同的地方，中國人有很濃烈“造反情意結”。在明朝，鼓吹色情的“金瓶梅”沒有被禁，反而是鼓吹造反的西遊記成爲了禁書，因爲它說中了中國人隱藏心底的一種造反願望。“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是中國人能接受的一種歷史常態。反觀所有其他國家，民族，從來沒有通過農民造反來建立政權的傳統，而在中國則是屢見不鮮，層出不窮。

在1938年，形勢的需要，要求國共聯合抗日，組織聯合政府，甚至連之前思想最“左”、反國民黨最烈的王明也接受了議會政治，組織南方局的共產黨人員準備參選國大，學習國大的議事規則。但毛澤東不予理會，由始至終，他想的就是“造反”，從原來到山大王，到後來的霸王。成王敗寇，沒有第三種可能，這才是他理解的中國歷史規律。

那麽，在今天中國一點七億的流動農民工之中，在這些居無定所，對現實不滿的人群之中，有沒有一些象毛澤東這樣的農民知識份子，對中國的這個傳統念念不忘，等待伺機而起呢？

（3）
我當然不想造反，我更加反對造反，如果有造反，我肯定站在建制的這一邊。

但我有興趣的是，中國領導層怎樣看待這個問題，他們怎樣衡量中國出現農民造反的風險？

我們回顧中囯共產黨成功的歷史，就會發現有三個因素是不可否缺的：第一，當時共產國際的幫助和啓動；第二，日本的侵略；第三，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而在這其中，毛澤東的因素起關鍵的作用。

是的，在一個社會貧富懸殊，政府經濟政策屢屢出錯，行政不斷失當的國家，又有反殖背景的國家，出現共産革命是很正常的，但要取得政權，則是無邊艱難的事。典型的例子，就如秘魯和尼泊爾的毛派，要經過很多年的鬥爭；甚至馬共，以失敗收場。

如果沒有上述的三個因素，中囯共產黨很可能走向今日秘魯和尼泊爾毛派的狀況。

我想，要評估當年中共奪取政權的歷史能否在今日的中國複製，就要看這三個因素能否重新出現。而我想，這三個因素重新出現是十分困難的。首先，象共產國際這樣專門以顛覆別的國家爲己任的組織已經不復存在（今天中情局比它差遠了），而今天中國面臨外敵而導致的重大國家安全危機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而最關鍵的是，似乎再難有什麽人，能提出比毛澤東更具有高度的革命理論，來推動和指導中國的革命。

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農民暴動在中國再次發生，是不太可能的了。

但毫無疑問，如果在今天的低下階層中，再有毛澤東這樣的人物，再有“新民學社”這樣的組織來研究中國的革命問題，那對中國政府來說，肯定是最頭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