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自由贸易当“替罪羊”

自由贸易并非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不明就里的盲目批判，会让这个“双赢”模式被暂时搁置　　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推动自由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关税大幅下降，配额也有所减少。但是，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却让自由贸易进程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看来，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不是什么让人惊讶的事。他认为，这都是布什政府糟糕的贸易政策造成的。他写道：“贸易谈判不是经济学家计算福利收益就能达成的，而是由商人的本性决定结果。谈判者如果想找到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首先要找到哪些人从自由贸易中获利了。”显然，布什政府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克鲁格曼没有那么悲观。多哈回合谈判的失利仅是布什政府的原因，很快就会结束。这些错误至少是可以挽回的。相比而言，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就要悲观很多。他不认为这个错误轻易就能挽回，因为“许多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是危险物而不是机会。他们认为目前的自由贸易是对别国昂贵的馈赠”。也就是说，自由贸易是否应该推进，已经上升到人们的认识层面上。美国的工人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造成了美国中低层的收入很久没有大幅上涨。如果人们都这么想，那么，来自国外的竞争就要受到限制，关税也不会进一步削减来促进自由贸易发展。　　

我很赞同克鲁格曼关于过去八年自由贸易发展缓慢的见解。在这期间，布什政府和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何时对美国工人表示过一点儿关心？对布什政府而言，什么事都比提出一些政策来提高中低层收入重要得多。但是，如果克鲁格曼对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原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巴格瓦蒂关于自由贸易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也很正确。现在看来，我们很可能要进入民主党上台执政的时代。如果有关自由贸易妨碍工资增长的声音继续存在，这将对自由贸易进程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　　

然而，过去几十年，造成美国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并不是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人们之所以认为自由贸易会拉大收入差距，原因如下：　　

——小部分人在自由贸易进程中确实受到很大损失。在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下，他们所在的行业在美国衰落了，这些人没有了工作。例如，中国和墨西哥就在制造业的特定领域很有竞争力。　　——相比而言，更少的人是自由贸易的大赢家。他们掌握核心技术并具备优秀组织管理能力，把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工人纳入他们的价值链，从而获利颇丰。沃尔玛和好市多超市的老板就是例子。　　——大多数人从劳动分工获利很小。他们的收益不大，却是实际存在的，比如每个去沃尔玛、好市多这样的超市购物的人。　　

我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它们抵消了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我将这些其他因素归结为以下四点：　　

——技术转变使得教育歧视日益严重。　　新技术将受教育程度和薪水最高的和最有价值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个因素，我们还没有仔细论证，但是，我们能看出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原来的教育收益长期递增模式被打破。　　

目前这代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比前辈接受更少教育的人。过去，美国人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益就越大，而且收益还不断增长。但是，这种比上一代接受更多教育的模式被打破，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现代经济中，“能者通吃”越来越明显。　　


信息技术的提高，使得那些有信息、地位或智力优势的人，可以争得更多消费者，在更大市场上发挥他们的优势。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要增强经济动力，就要减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的理由。　　——薪酬制度转变，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大量美国企业的财富创造不是来自能源，就是来自信息传播。一些人在这些行业走运发了大财，并且人们认为这些行业就是需要运气才能发财的。所以，部分人获得很高报酬对企业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行业，首席执行官的高薪可能在下一轮工资讨价还价中带来较大问题，或者一个成功的部门经理收入过高可能会引来其收入较低的同事的不忠诚、嫉妒和怠工。因此，这些行业的收入差距有一个上限。但是，这个上限现在被取消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虽然上述四个有力且明显的因素可以解释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公平，批评国际贸易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大。除非美国人可以看到收入越来越不公平的真实原因，否则，很难看到可以双赢的自由贸易不会被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