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難興邦

不是什麽粉飾太平的陳腔爛調，而是很平實的，對中國政治規律的描述。

汶川地震，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如同一把破解中國政治的密碼。

地震過後，中央政府免除震區的銀行債務責任，每戶給予兩萬元的重建費用（中央出一萬，地方出一萬）。

如果在西方社會，必然是考慮更多地讓市場來擔當風險，如何推進地震保險。而中國政府的做法，實際上等於摧毀了整個天災保險的市場。

爲什麽要這樣做？爲什麽要做這樣的選擇？

目的就是要形成民衆對政府的依賴心理，而不是依賴市場；否則，就沒有必要在中國維持一個權威性的政權了。

多難興邦，這是每一個朝代，每一個中國政府賴以存在的基礎，怎能如此輕易推倒。

中國是世界地震災害最嚴重的國家，唯一一個擁有兩條主地震帶的國家，全世界70%的地震災害發生在中國。

水災、旱災、澇災，種種天災層出不窮。

我想，讓任何一個保險公司的精算師來計算，恐怕也很難評估中國的天災風險。

很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忽略了中國惡劣的自然環境對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影響。

在歐洲，降水是平均分佈的，單靠自然降水就可以實現穩定的農業生産；在中國，雨季和旱季涇渭分明，沒有政府主持的大規模水利工程，根本農業無以發展。

歐洲流量最大河流是多瑙河，從來沒有嚴重的水患；這時是因爲，歐洲有多條入海的河流，徑流可以分散，每條河流的腹地也小。而在中國，從廣褒的歐亞大陸中部形成的水系，最後大部份彙集到長江和黃河兩條河流。

而經過千百年的演變，黃河在中原地區早已形成一條高出地面幾十米的地上懸河，這是歐洲人想也想不到的。

小國寡民的模式，根本不適合中國的地理和氣候條件；西方重視個人，中國重集體，各有它的條件和背景。

馬克思根據他對歐洲歷史的觀察，提出了經濟基礎是下層建築，政治結構是上層建築，提出了他的唯物史觀。

這在中國很可能是不適用的，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從來就不是對立的；在歐洲，封建領主和商人可以各不相干，各自發展；但在中國，從來就是官商一體，政府就是經濟活動的最大參與者，從來就是這樣。

唯物史觀在中國是不適用的，經濟模式從來就沒有對中國的歷史軌迹起到什麽作用。

中國的這種模式到底好不好？

我們無從判斷。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在人與自然間的不斷搏鬥過程中，只有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這兩種文明是真正地存活下來，各自得到發展。

按照湯恩比的史觀，一個文明的發展，是處在一個不斷回應挑戰的過程之中。完全沒有挑戰就無從發展，十分脆弱，例如熱帶地區的文明，當面臨一兩次的嚴峻挑戰，就會走向滅亡，例如吳哥文明和很多南美洲的文明；過於嚴峻的挑戰，如果無法應對，也是一場悲劇，例如中東的閃族文明。

不管怎樣，中國文明有它自己的應對方式，而也都一次次挺過來了。

而這些當然是和它的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息息相關的。

聲明：我這裏所有引用的資料，都是憑印象寫出的，有可能是錯的，不要太認真。